一、语义考辨与文本源流:从《增广贤文》看伦理命题的历史编码 “贞妇爱色纳之以礼” 出自明代启蒙读物《增广贤文》其文本内核可追溯至儒家经典对 “礼” 与 “欲” 的辩证思考。
“贞妇” 一词在《礼记?丧服四制》中已有界定:“礼者体也履也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
故丧礼者无适不易之道也是故贞妇贵殉夫忠臣贵死君。
” 此处 “贞” 的原初含义并非单一指向女性贞节而是 “正” 与 “固” 的德行统称但自汉代 “三纲五常” 伦理体系确立后“贞妇” 逐渐成为女性专属的道德符号特指坚守婚姻贞节、抗拒情欲诱惑的女性形象。
“爱色” 之 “色” 在先秦语境中兼具 “容貌” 与 “欲望” 双重指向。
《论语?季氏》云:“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 此处 “色” 指向情欲;而《诗经?卫风?硕人》对女性容貌的铺陈则体现 “色” 作为自然美的审美属性。
“纳之以礼” 的 “纳”《说文解字》释为 “内也从糸从内”引申为 “纳入、规范”强调以礼仪制度对自然情欲进行疏导与约束。
这一命题的本质是儒家 “发乎情止乎礼仪”(《毛诗序》)伦理观在女性德行领域的具体实践 —— 即承认女性对 “色”(无论是容貌之美或情欲需求)的自然向往同时要求以 “礼” 作为边界将个体欲望纳入社会伦理秩序。
从文本演变看《增广贤文》此句或脱胎于《礼记?坊记》“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
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的治世思想将抽象的礼治原则具象为女性行为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市民文化对传统伦理形成冲击《增广贤文》作为民间蒙学读物其对 “贞妇” 形象的建构既延续了宋明理学 “存天理灭人欲” 的道德要求又隐含对世俗情欲的现实妥协 ——“爱色” 的合理性被有限承认而 “礼” 成为调和自然人性与社会规范的中介。
二、伦理建构:儒家 “礼欲观” 下的女性德行二重性 (一)“贞妇”:作为伦理符号的身体政治 在儒家伦理体系中“贞妇” 的身体成为承载社会道德的载体其价值实现并非基于个体主体性而是通过对宗法制度的服从得以完成。
《仪礼?丧服》规定 “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将女性置于 “从父、从夫、从子” 的依附地位“贞” 的德行本质是对依附关系的绝对忠诚。
宋代理学家程颐提出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氏遗书》)将贞节上升为超越生命的终极价值使 “贞妇” 从道德主体异化为伦理符号。
“爱色” 在此语境中构成微妙的张力:一方面儒家承认 “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的自然人性女性对容貌或情感的追求被视为 “人情之常”;另一方面“爱色” 若脱离 “礼” 的约束便可能演变为 “淫”威胁宗法社会的秩序稳定。
这种矛盾性在《女诫》中得到系统化表达:班昭既要求女性 “盥浣尘秽服饰鲜洁”(《女诫?妇容》)肯定对 “色” 的合理修饰又强调 “动静有法举止有宜”将身体审美严格限制在礼仪框架内。
“贞妇爱色” 的伦理建构实质是通过对女性自然欲望的有限承认实现更隐蔽的道德规训 —— 允许 “爱色”但必须以 “礼” 为尺度使女性在自我修饰中自觉践行伦理要求。
(二)“礼” 的双重功能:约束与合理化 “纳之以礼” 的规范机制包含消极与积极双重面向:消极层面“礼” 是抑制欲望越界的堤坝如《礼记?曲礼上》规定 “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通过物理隔离防范情欲失控;积极层面“礼” 为欲望提供合理化表达的路径如《诗经?关雎》以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描绘正当的情感追求而 “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的求偶仪式正是 “纳之以礼” 的审美化呈现。
在女性德行建构中“礼” 的具体实践表现为一套严密的身体管理制度:从《礼记?内则》“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 的闺阁之训到《朱子家礼》对女性婚嫁、丧祭等生命节点的礼仪规范“礼” 将女性的身体活动、情感表达乃至审美追求全部纳入等级秩序。
“贞妇爱色” 的特殊意义在于它首次在伦理话语中为女性的自然欲望留出缝隙 —— 不同于宋明理学对 “人欲” 的彻底否定该命题承认 “爱色” 是正当人性但要求以 “礼” 对其进行形塑使个体欲望转化为符合宗法伦理的社会行为。
三、文化解构:从 “贞妇” 到 “礼” 的性别权力机制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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